文｜張君懿

當代藝術和後現代時期的多元文化型態共存至今，是否已具備開創新時代的條件？還是它仍躑躅於直線進步和反覆循環式的歷史處境之間，不自覺地安睡在規範式思想的襁褓裡，或無止境地沈湎於拜物式的懷舊情懷？尼可拉．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從當代藝術實踐領域中觀察到，某種跳躍性的轉變會在後殖民論述的推波助瀾下，統合現代性與後殖民主義而結束後現代時期，促使新的現代性成形，而成為人類歷史上首度基於全球對話所發展出的「衍異現代」 (altermoderne)。（註1）為了闡釋「衍異現代」，布希歐以「莖上根」（radicant）為喻，借用此不斷從莖上長出新根、朝不同方向繁衍的植物意象，描繪一種持續變化生成的當代藝術形式。（註2）「莖上根」會向外進行多向的聯結，與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謂的「地下莖」（rhizome）之生長方式十分相近，其任一端點都可與其它端點產生連結（註3），但後者著重於擴張時所開展出來的繁多性，而布希歐則將焦點回歸到與環境發生關係的單一主體，聚焦於它以活躍模式在演變路徑及過程中漸進衍生的樣態。（註4）

「空氣草」一展以鳳梨科植物為喻，指涉自由活躍的藝術創作主體，試圖提呈一畝富孕育力的藝術實踐田野。空氣草，一如莖上根植物可攀生長成、因應環境調節生長機能；不同的是，空氣草甚至「離根」仍能存活；有根則長於土壤之上，無根則獨株長成；它是靠葉子吸收「養份」，即使環境貧瘠仍可生存，生命力十分頑強。一如「養份」之於空氣草，若存在一座允許藝術創作主體從中汲取養份的藝術實踐田野或文化礦脈，它不應受限於原生土壤，並非來自於傳統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所固守的「文化同一性」，而是如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所主張，應源於文化與文化之間透過「間距」（l’écart）所製造出的「文化孕育力」（la fécondité des cultures）（註5）。而一如能「離根」生長的空氣草，若主體與母文化稍微拉開了距離，並非為了與根部決裂，亦無關乎是否離開浸淫其中而形塑著思維模式的文化母地，也不是要將主體懸置在無歷史文化的想像中，而是走出經久固著的原生地，與自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保持距離。如果說人們唯有進入另一種思想才可能離開自己的思想，而瞥見那些駐留在思想已久卻從未察覺的事物，那麼藝術創作主體唯有透過這段距離，才能察覺一直以來據以思考卻因而無法思考之處，亦即察覺同時作為條件與界限的創作思維本身，而在與他者對話或從環境汲取養分的過程中，開展出更具創造力的個體。

如果一場對話可被開啟，是因為對話者在彼此間提供了讓各種可能性穿行的空間，那麼對話的延續還需仰賴的是對話者間「可理解的共通」（le commun de l’intelligible）（註6）。在這畝藝術實踐的田野裡，「空氣草」提供了參展藝術家對話的共同平台：在作品成形前可通過彼此作品的初步構想，窺見展覽未來成形時的大致樣貌，亦即在觸發可共同理解之創作思維的同時，共處於作品思維生發的千萬種可能性中；如此在渾沌狀態裡活化創作效能的藝術實踐，是藉由向他方伸展的觸角探勘自身未知的創作向度。我們希冀透過藝術實踐的對話，呈現當代藝術的展演力、呈現在不同創作脈絡的交疊中遊藝逐形而居的種種可能性：展覧往返在物件─道具、行為─表演、裝置─造景之間，開展為身體、物件與空間的重新構組、肢體動作與錄像語彙的演繹、想像與現實的相互傾軋、日常物拼湊而成的他者人生藍圖等，邀請觀者在人（身體）、事（行為／表演）、物（雕塑／物件／裝置）的流轉中體驗展演力的交織與延拓──展演力是未完成的，但通過對話，它將可無限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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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張君懿，〈現代與後現代之後〉，《典藏今藝術》，臺北：典藏藝術家庭，第196期，頁54。
註2.Nicolas Bourriaud, Radicant : pour une esthétique de la globalisation, Paris, Édition Dénoël, Paris, 2009.
註3.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Mille plateaux,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0, p. 13-14.
註4.同上註，頁62。
註5.朱利安認為文化孕育力是從文化與文化之間彼此拉開的「間距」而來，是「間距」所造成的張力製造出文化孕育力。他主張不存在所謂的「文化同一性」，因為文化的本質在於變化，固定不變的同一性只可能發生在已故的文化中；而與其捍衛造成不同文化蜷縮在各自差異裡的「文化同一性」，我們應捍衛的是文化資源或文化孕育力。參閱：François Jullien, 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aris, l’Herne, 2016.
註6. 同上註，頁91。